日前，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政府出台奖教奖学方案，对在高考、中考及小学毕业会考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进行重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横沥中学就读并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将获得50万元重奖。（2006年6月16日《信息时报》）
　　
　　政府加大教育投入，适当的奖教奖学，对“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形成全社会关心教育、重视教育的良好社会氛围”，是有所裨益的。但是，仔细推敲横沥镇政府的奖学方案，仍旧不过是教育“竞技”体制下的“面子工程”而已。
　　
　　首先，这个方案的政绩指向十分明显。从该方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高考、中考还是小学毕业会考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若想成为该方案的受益者，还有两个必不可少的要件——“横沥户籍”与“在横沥中学就读”。就是说，某个横沥户籍的学生在别的学校上学，或者在横沥中学就读而户籍不在横沥，即使考上北大清华，也享受不到一分钱奖励。其实，在一般老百姓看来，横沥户籍的学生即使不在横沥中学读书，考上了北大清华，也是件荣耀乡里的事情，也可以促进形成“全社会关心教育、重视教育的良好社会氛围”；而在横沥中学就读、户籍不在横沥的学生成绩优异，同样可以说明该中学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此，之所以将“横沥户籍”与“在横沥中学就读”绑定设置为政策的奖励要件，无非是想将“重奖”可能取得的成果始终框定在政府行政的框架内，最终演变成耀眼的政绩。

　　其次，虽然身处相对富裕的地区，但最高达50万不等的奖励金额，分别对应着高中、初中、小学不同阶段的学生，无疑十分具有诱惑力。这些足够大的诱惑力，一方面可能会激发学生们学习的欲望，但另一方面更可能会给他们的心理造成无比巨大的压力而彻底丧失学习的兴趣。不久前，媒体曾经报道过一个新闻，说：湖南湘潭某校一位成绩优秀的女生小乔，在两所争抢优质生源中学的高额奖学金诱惑下，辗转反复，心灵不堪重负，最终精神分裂，造成悲剧。这个事例或许有些极端，但是诚如泰戈尔诗中所言：“黄金绑上了翅膀，鸟儿将不能展翅高翔”。所以，超高额的奖金会使得奖励从鼓励学习的手段蜕化为学习的目的，与其所设想的目标南辕北辙。
　　
　　从形式上看，考上不同层次的学校给予不同级别的奖励（且假定这种层次划分有约定俗成的合理依据），这和眼下如火如荼的世界杯上，某些国家给予自己国家队队员的奖励规则相似。比如韩国足协公布，如果韩国队能够进入本届世界杯的16强，那么全部国家队的队员每人都将会得到1亿韩元的奖金（折合人民币大约80万元），进入8强他们每人将会得到2亿韩元，4强则是3亿韩元，如果夺冠，每人将获得5亿韩元的巨额奖金。追寻这个思路，我们就不难理解，明明是个中看不中用“面子工程”，为何也要大胆出台、大力推动了。
　　
　　显然，在某些政策制定者的眼里，教育工作也是项“竞技”运动，它可以靠奖金激发教育潜能，从而在较短的时间里突显政绩，面子生辉。勿庸置疑，这是极其错误的理解，因为即便是足球那样的竞技运动也需要平时的刻苦训练，不能一蹴而就，而教育的性质也决定了教育不可能象竞技运动那样可以靠一时的激励手段，突然萌生爆发力。

　　然而，重奖优等生的事情，非独横沥镇政府首创，在近来媒体的报道中，可谓是甚嚣尘上、风起云涌，俨然有形成潮流之势。比如4月2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说，广东一些高校用高额奖金争取生源，其中南方医科大学对于以第一志愿报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考文、理科总分状元最高给予10万元的奖学金。《扬子晚报》也报道说，今年南京中考后某些高中给高分考生抛出的奖金尤为显眼，其出手之大方，让南大、东大等名牌大学惊叹不已。凡此种种，似乎在说，尽管你有你的大道理，但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用奖励奖金的手段确实能“买”来优势的教育资源——有些人直言不讳地说，成绩优秀的学生就是教育“产品”的最好“原材料”。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教育不幸地正处在一个“竞技”的教育体制中——升学率、高考录取率、考取名校的人数、高考“状元”的入学人数等等，成为一个学校业绩、一方政府政绩的考核标准，并且它们可以从这些抽象的数字中获得现实的利益，那么在市场经济环境的名义下，动用金钱，获取资源，则是直接有效的手段。
　　
　　因此，虽然我们可以质疑教育真正目的何在，可以继续追问教育的公共性、公正性、公平性，批评目前的教育浮躁心态，但是假如不对产生用“竞技”手段创造教育政绩、教育业绩的教育“竞技”体制加以深刻反思，那么对于横沥镇政府动用公共财政资金打造“面子工程”的指摘则过于苛刻。